东汉末年枭雄志

崔渠案发，对整个郭魏帝国官僚系统的打击是很大的。
前朝一直以来都遵循的潜规则，到了新朝默默运行了两年多之后，忽然被皇帝打击了。
其实说到底，这在东汉帝国时代就是惯例，就是大家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事情。
可这件事情并不简单。
不是简单地争权夺利，不是简单地皇权和群臣的斗争。
这也是郭某人为大规模发动变革做的一次预演。
培养门生，辟召故吏，这是顶级士族营建关系网络的方法，是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等四世三公的顶级士族成就伟业的正常操作。
门生，故吏，这是顶级士族的立身之本，没有门生和故吏，就没有顶级士族。
门生且不说，这些大家族在中央依靠三公的辟召权，在地方利用郡守刺史的辟召权，大肆招揽故吏，营造自己的政治势力。
这本身就是双重君主规则下被允许的事情，是东汉帝国皇权衰落之后默认的事实。
但是很明显，现在的郭魏帝国，这是不被允许的。
中央集权制度被再次确立，且被大大增强，恢复到了连东汉最开始建立的时候都没有的地步，几乎接近西汉后期了。
依靠绝强的武力和个人威望还有超强的权术手段，郭鹏建立起来的郭魏帝国大肆打压了官僚们招揽故吏的权力。
虚设三公，罢免重号将军开府权，限制刺史郡守辟召权，将察举制度直接导向中央，通过礼部连接到吏部，最后指向皇帝本人。
这一系列的操作大大削弱了反中央集权势力的强度。
可以说东汉以后地方主义的盛行趋势到了郭魏帝国建立之后被猛然打断，还有了些许回流向西汉的趋势。
在局部层面，比如军队层面，甚至还有回到秦帝国时期的程度。
这都是郭鹏一手缔造的局面。
很明显，郭鹏早已洞悉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真实原因。
于是对于各种盛行于地方的官员辟召权进行了强力限制，将地方保护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势头狠狠地打压下去，再次树立了中央集权的威望。
这一点是制度确立之后士人们才逐渐反应过来的。
政治上的潜规则，士人们自己心知肚明，却绝对不会对外宣扬，更不会记载在史书之中。
就算记载，也要用仁义做外衣，好好地掩饰一番。
战争的确摧毁了很多地方上的豪强士族的势力，盘踞在地方为所欲为的豪强们大量死亡，使得地方保护主义和分离主义陷入了低潮期。
郭鹏抓住了这个低潮期，改变了本地人做本地官的规矩，直接把郡县当地的重要职位任免权也收归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压制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分离主义。
州刺史也好，郡太守也好，县令县长也好，身边的重要佐官都是中央连带着一起任命，不归地方主官任命，也不一定要任用本地人。
任用和罢免，主要由中央负责判断，地方官员不得自行决定。
东汉以来的规矩被郭鹏强势打破。
这一点，士人官员们没有任何办法。
皇帝强势，威望大，他们只能捏着鼻子认了，最多私下里搞点小动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明目张胆的对着干他们是不敢的。
但是郭鹏的举措显然不仅仅只到这一步，他还有更多的措施。
东汉做官的两个主要途径就是太学和孝廉，通过太学可以做官，举孝廉茂才也是一条路。
不过通过太学做官的一般都是勋贵官员子弟，举孝廉被士人认为是正道。
郭鹏这里也差不多，也是太学和孝廉选拔官员。
但是士人们比起东汉太学明显更加讨厌魏国太学，以至于广泛抗拒魏国太学，都不愿意进入太学学习。
而且这一情况从邺城学宫时代就开始了。
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首先，由邺城学宫扩编而来的魏国太学的内部有大量寒门子弟。
郭鹏起家靠寒门子弟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立国以后重用寒门子弟也不是不能预料。
所以他们虽然有意见，但是也没有到非要抗拒太学的地步。
可他们没想到的是，太学里除了大量身份卑微的寒门子弟之外，居然还有那些在他们看来出身极其卑贱的泥腿子存在。
这让他们无法接受。
他们感觉和这些泥腿子在一起受教育是不可能的，觉得周围的空气都会被这些泥腿子身上的脏污给污染。
高洁的士人怎么能和低贱的泥腿子一起受教育？
开什么玩笑？！
他们也配受教育？！
士人们居家出行都要熏香，让浑身都香喷喷的，大家都干干净净，非常舒服，就好像当年荀彧一样，居家出行都很注意熏香，他坐过的地方，香气三天都不会消散。
可见士人们是多么的香。
鬼知道这些泥腿子身上有些什么脏东西没洗干净？
脏！
所以从邺城学宫时代有泥腿子进入邺城学宫开始学习伊始，士人子弟就开始广泛地抗拒邺城学宫，即使学宫变成了太学也没有任何改变。
其实黎庶子弟进入太学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
必须是乡长或者村长这样的政府官员才有资格进入选拔层面，而且不仅要认识一定数量的字，还要做出一定的政绩，有一定的考核标准，历经千辛万苦才能进入学宫。
进入学宫的时候，他们本身就是魏帝国官员的身份了。
当初郭鹏决定允许做出优秀成绩的乡长或者村长到学宫里学习深造的时候，很多通过识字和做官开拓了眼界的黎庶子弟相当的激动。
即使他们知道学成毕业之后不能担任县一级的主官，只能进入县衙担任县令县长的辅佐官员的时候，也一样激动。
进入县城做官，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了不得的飞越了。
进入县城做官，就和在村乡之中做官完全不同了。
他们觉得非常惊喜，士人官僚们则觉得相当的不爽。
只是，这是当年的约定俗成。
因为当初郭鹏建立乡村制度以推行屯田制度的时候，的确没有足够的官员能担负起那么多的事情，豪强大量死亡，而且士人官员也不屑于直接接触那些泥腿子黎庶。
所以干脆就让稍微聪明一点的黎庶自己管理自己，村长乡长什么的，自治算了。
他们高高在上，享受中央的政治权利，并不在意。
本来在地方上，就是豪强占有大规模的土地庄园，有大量财富，士人往往不占有大量土地，却受教育，掌握权力，高高在上。
当然，变成这样的局面也不是没有条件。
郭鹏为了换取他们的同意，则以黎庶出身的官吏最高只能做到县一级的辅佐官吏而不能更加往上为条件，限制了黎庶出身官吏的晋升路途。
相对应的，士族官员起步就是县令，上不封顶。
这才没有引起更加广泛的议论和抵制。
可以说这是当时双方的妥协之下选择的一条道路，大家都觉得挺合适，就一直没有过多的在意。
因为他们都知道，就算郭鹏给了这些泥腿子一条活路，但是这些泥腿子也只能永远在基层打滚，永远也别想进入大雅之堂，被锁死在了基层。
可当时的约定并没有允许这些泥腿子进入学堂接受再教育这一说。
受教育是特权。
让泥腿子进入学堂接受再教育是郭鹏后来强行推动的。
他们不该，他们生来就不该拥有这样的特权。
他们本来就应该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献祭自己的生命，为士人们打造灿烂辉煌的文明的基础，让士人们心无旁骛的创作。
然后他们就可以默默无闻的死掉，以此循环往复。
他们不该受教育。
尤其是这种高等级的教育。
士人们的抗拒心理在这件事情上暴露无遗。